余自幼喜画。二十岁弄笔墨，至今以国画面世人，二十有五载。其间临古迹、摹自然，接地气，废纸三千，寻觅闲静，安抚心灵，能成其画者，余不敢言，但内心深感作画已占去余生命之大部。
绘画乃闲情逸致之抒发，笔墨确乎娱人娱己。若仅以娱人娱己，乃为易事；若欲明事理，通阴阳，美教化，助人伦，则难矣！
然作画愈久，困惑愈深。长年累月，笔墨技法之娴熟，精神思想之空乏，知与情，形与神，矛盾相戈。
余静心独悟，反省自身，洞见深浅，深知作画并非单纯自娱，而重在明理。宋苏东坡，文政一身，政见不群，阅历卓然，坎坷多难，其绘画事真识卓见，其书法敦厚俊意，其诗文浩然正气，凛凛然大丈夫也。唐颜鲁公，刚正不阿，心正不邪，行为端正，性情奔放，其书法，法度森严，厚重雄强，端正平整，大气磅礴，雄秀独出，余每读其《祭侄文稿》，常心灵震撼，盖气所至也。东坡曾言，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清郑板桥，勤谨从政，同情于民，其纸上之竹，自然流露，清新可爱，挺拔不屈，后人谓之心中之竹也。上述诸家，其作品之容量、广度、深度，非至于娱人娱己笔墨之目的，乃关乎民族之思想、文化、意识、情感之承载。
故画技并非紧要事，只有“肤浅庸俗之流，徒知悦目为美，工细为上。”（傅雷）。
绘事，笔墨趣味？人生境界？作画二十余年，常为此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如此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所幸期间未离生活未辍读书，虽多重画理画论，鲜博览群书，亦免于随俗浅薄，画不盲目，想不空想，幸甚，幸甚。然就人生之问题，烦闷不解。东西文化比较之问题，百人千面，公婆殊理，杂乱无章，遂走入中国之哲学。
孔子之大，在于仁乐合一，道艺穷极，善美谐和。庄子之大，在于大美不言，大巧若拙，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故求气韵、意境、境界之中国画，何止于笔墨之趣哉！
中国绘画，体现气韵，乃依线条而求精神之意境。清人华翼纶《画说》云“画无精神，非但当时不足以动目，亦不能历久，而精神在浓处，犹在淡处”。凡画，气韵皆游于心。气韵乃画者人格之再现。三日不动笔，尚可敷衍，“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黄庭坚）。
余常想，为人一生，异于鸟兽，作画虽应有功名于我如浮云之心态，然心底时常涌出人生之箴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显”。以清高明世，终不离“名声”二字。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心居清高，名流千史。赵孟頫仕元，希冀于将自己之学识用之于国，亦如此也。若言文人书画之功利所在恐在于此，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体现社会之价值。
天下之事，知其己然不知其将然者，众人也，因其己然而将然未然，逆而知之，非能识远虑者不能。苏东坡，颜鲁公，赵孟頫，黄宾虹，徐悲鸿，皆为后者之人杰，知事变穷达之理。人又曰： 变理阴阳，为良相事，绘事亦不例外。
余何时写出真生机勃然之作，依于生活，游于心境，于古人相言相依肩，以图画留予后人，忧郁侵蚀余心怀，力量驱使余进取。余坚信，于绘画，于明理，于人生，漫漫远兮之求索，终将恍然有悟，明阴阳之灿然有变，至于画作，笔迹随心，略晓阴阳，只期许同道共享，以安抚心灵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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