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引导艺术发展的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个宏观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不愁吃穿的贵族们才会无忧无虑的在大学修习文史哲，只有保证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思考如何发展教育，文化，民主。上层建筑的概念里面包含了文学艺术等精神层面的内容。这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的真理。简单来说，就是物质丰富程度决定了精神高大上程度。经济基础是生发精神建设的温床。其他上层建筑我觉得可能更符合，但是我认为哲学和艺术领域似乎除外，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和哲学家需要辛苦体验生活的资粮，并从烦恼与痛苦中，寻找到生活的真谛和乐趣，消遣自己，甚至试图解决人类的痛苦。太好的物质可能会让油脂挤掉一些脑容量。
民国时期经济紧张，但还是出了很多艺术家。鲁迅先生从十二岁始家道中落，避难乡下，处处体会世态炎凉；叶浅予苦难多多，十多岁时开始站柜台；蒋兆和自幼家贫；包括徐悲鸿，也是自幼贫寒，背井离乡；林风眠出自贫农之家；齐白石一代大写意花鸟画家，生长在湖南湘潭一个小村子里；李可染生于平民之家；黄胄生于一个偏僻小村，等等。黄宾虹虽说三四岁时避难他乡，但是基本算是平稳，所以黄宾虹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所以他的作品中也会有不同体现，这个我们后面再讨论。文革期间，钱钟书杨绛先生受到了侮辱迫害，依然有《围城》等优秀作品出来；刘旦宅自有生活贫苦；周思聪被称为李清照之后我国最伟大的女艺术家，这个声誉非常之高，我很尊重周思聪的才气和大气，从作品中能看得出来。
我先来了解一下艺术家存在的经济环境。这是所有艺术生态的缩影。
中国有一个原创艺术家村落，叫做中国宋庄。名气足够大，是因为曾经代表中国参加威尼斯国际双年展，并且成绩斐然，放了一个千万级的卫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宅基地诉讼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批的艺术家来到宋庄的时候，宋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当然，现在也还基本是农村，只是因为外来艺术家人口占比太高，百分之八十的房子里住的都是艺术家。那时候，人口随意流动是不正常现象，被人称作二流子。加上画家衣着邋遢怪异，不留胡子就留长发，喝酒唱歌，非常异类。这些人的流动行为，在当时社会实属勇气可嘉。而当时的宋庄最终收留了这群人，也是实属不易。
地处首都最边缘地带，以农业为主的宋庄，并不比其他地域的农村情况更好。农村人愿意去城里打工，留下满目苍夷的破烂场面，墙倒房歪，杂草恨不得长到屋里去。艺术家们欢天喜地地住进去，把屋里屋外收拾干净，在日晒雨淋乌黑的泛着霉味的桌子上摆上茶具，就拉开了原创艺术村落的序幕。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执行了十五年，能基本吃饱穿暖，只要有地方避雨，只要能安静画画，就足够了。每天晚上困到不能不睡，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不需要朝九晚五，没有工作业绩压力，院子里鸡鸣狗叫，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自由的气息。偶尔卖出一幅作品，够大家伙好些天喝酒庆祝，那时候艺术家数量还不算多，还是小团体。大家相安无事，抱团取暖。艺术状态就像是装在瓶子里的酒，安静温和。
九十年代初，宋庄艺术家方力钧在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引起轰动，甚至卖出了上千万人民币的高价，进而引发了宋庄的连锁反应。在三块钱一碗面就能吃饱一顿的时代，看到天天泡在一起的朋友一下子如日中天，周围的人难免都立马亢奋，就此轰轰烈烈的当代艺术愈演愈烈。就像一斤半白酒全部倒进胃里的感觉，整个艺术圈沸腾了。也许还有一小部分扛摔打的优秀基因，还没有跳出来。
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始整顿，加上国际上经济危机大萧条，这场火突然就灭掉了。这场火来得蹊跷，去的时候倒是应着天地人和去的。奥运是一个契机，西方经济危机是另一个契机。九十年代的上千万在美国至少也是上百万美元，也不是小数目。就算我们当时是第三世界国家一穷二白，炒作的空间很大，但是现在明白商业运作的中国人，如果拿出上百万去炒作现在仍然一穷二白的国家的艺术家的作品，估计大家不会这么做，除非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除非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画廊也不傻。迄今为止，西方收藏家没有收藏哪怕一幅本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当时反而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了不少我国当代艺术品，这是很奇葩的一件事情。最后这些作品又以更高的价格回落到中国人手中，是更奇葩的一件事情。
当代艺术由空壳意识和泼皮自我表现为起源，中间穿插一些行为艺术的表演，大概经过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最终发酵成庞大的体量甚至一度到不可控的地步，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终于引导了艺术，尤其当这种艺术没有自觉意识的时候。
传统文化的重视是这几年的事情，经济发展出现问题之后，想起中医来了，这也算是经济发展开始反思，反过来影响和推进上层艺术的发展。但这类似在整个社会范围培养另一种发酵素，见效还要一段时间。网络也是经济产物，年轻人每天刷屏看手机，快餐化的信息涉猎就像流沙一样，不能形成稳固的意识，这加大了传统文化持续深入扎根的困难。
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足够支撑一个艺术家简单朴素的生活，可是一条腿的艺术家没有办法创作，心里都像长了草。一个人的生命进程中，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也是一个都不能少。
总结一下，经济的困顿可能还能够忍受，所谓贫困不能移，是大丈夫所为。但是富贵不能淫这一关就很难过了。经济发展没有促进文化的发展，而大剂量的经济因素的确引导了文化的方向。新一代年轻人比如八零后出生的艺术家，他们的生活无忧，作品上线条是繁复的，形式是唯美的，颜色是柔和细腻的浪漫的，画幅也是巨大的，但是精神相对空虚，不知所言。有心而画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经济发达，公共交通设施完善，艺术家随时可以游历天下名山大川，写生和身临其境感受环境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印刷出版业的发达也大大丰富了学习资料，为艺术家对古圣先贤名家名作的借鉴学习提供了便利。
下面聊聊政治影响。现在的老百姓关心政治的渠道要比以前便利很多，但老百姓现在不关心政治，因为政局稳定。不关心和不需要关心是两个概念，不需要关心政治其实也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再往前推到二十世纪初，所有的人都被动地忍受着政局的影响。
混乱动荡是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时局瞬息万变，一些进步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中掺入政治成分，比如徐悲鸿的《奔马图》被赋予一种精神，这都是艺术家自发的正向的反应。
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个十分有名的笑话。“如果你娶到贤惠的太太，你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娶到不好的太太，你会成为哲学家。”我觉得艺术家也一样。没有苦难不一定不能成为艺术家，但是艺术的深度一定不够。
我们不是说要提倡类似扭曲病梅一样的刻意制造纠结，恰恰我想强调的是一种情怀，如果没有个人的困顿幽苦，国家民族的苦难还是很多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一定是要以解决人类的精神问题为使命的先锋，内心升华是看到矛盾并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就像绘画本身暗藏的丰富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样。小资或能悦人耳目，唯有大的道义，才能撼人心魄。艺术家最终的平和，必须是大的波澜之后的平静，而非完全没有见过大风大浪的无知，必须具有有感而发的深刻内涵。并非说甜蜜生活不能出优秀作品，只是那样的优秀多少有些肤浅，也许不俗，一定很甜。甜就一定会腻。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代人延续民国的作风，但是政治审核阶级斗争的剑始终高悬在头顶。河南开封的一个高中学生多年后这样披露：“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当时这样做的，肯定不止这一家学校。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吴祖光的子女等当年也遭遇了这样的不公平的安排。这样选拔的宏观结果，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因为政治斗争的影响，十年时间，全国教育领域受到极大影响，经历了一次大的灾难。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家庭，都饱受了磨难。
有数字显示，文革期间的基础教育还是稳重求进的。
文革爆发前的1965年，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的高中毕业生仅有36万人，初中毕业生仅有173万人，而到文革结束时的1976 年，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的高中毕业生达到517万，增长了14倍；初中毕业生达到1200万，增长了7倍。
科学技术学习和内心境界是两回事。就像外表正常的玉米杆，内心已经有了质变而不再会长出粮食一样。
陈传席在《画坛点将录》里，文革前出生，文革受到较大影响的艺术家，只写到了晁海一人。评论主题是：“为劳苦大众呐喊的艺术家”，这个论点直接拿绘画题材说事，未免有点太简单了，就像画佛像的人不一定信佛一样，题材好像与艺术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以题材是劳苦大众来算的话，蒋兆和的作品题材岂不是更是苦不堪言，他画了大量的流民。而且整篇文章很不符合以往的文辞风格，用词很激动，有些让人惊讶。晁海在表现手法里面，有些新水墨的尝试，这至少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陈传席本人出生于五十年代，文革前思想基本定型，没有受到太多影响，累积修炼成今日之大学者，博士生导师，艺术评论家。
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大多艺术家们，比较自由发展，艺术成就还在路上。
并不是表现困苦才是艺术家确立风格的理想题材选择，人间正道是沧桑，内心的境界要的是深沉厚重，要的是更高规格的真善美，而不一定是困苦。有很多电影的表现手法体现了让人敬重的人性，比如《珍珠港》、比如《真实的谎言》等，也很好。修得这样的心境，画里就会有体现。
政治动荡影响文化发展，文化断代必然造成艺术断代。这是代价。现阶段，民主是时代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是艺术发展的最好的时代。
互联网生态，对艺术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学习借鉴更加方便快捷，古今中外的各种作品风格都能秒查到。但是不好的地方是借鉴的太快，而艺术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还没有来得及完善，侵权变得很方便。
互联网发达的一个结果就是价值观多元化。八十年代在一线城市看到外国人也还算是稀奇的事情，而到现在，中西方的交流密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增加，艺术方面的碰撞也很频繁。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能更快地接受互联网，接受新事物，调整思维方式，作品风格五花八门，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传统与创新共鸣，各种题材都有，旧的不显得那么古，新的也没有那么让人惊讶。就像现在大街上，穿什么的人都有，见怪不怪了。美院学生每年数以万计，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太阳。本世纪的百家争鸣，需要后代人比较辛苦的整理。
现在，整个精神层面都启动了恢复程序。无论对老艺术家，还是新生代，都将会重新焕发生机，这是时代的产物。
年轻人需要了解这些大环境，认清历史阶段的问题，摆正自己的位置，稳固自己的价值观创作观，为视线自己的艺术生命长青努力。
400 - 0531 -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