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丨爱也羲之,恨也羲之


文\陈海良
来源:艺盘新视界      时间:2020-12-31

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传统书法的一座高峰,享“圣”之誉。一本中国书法史,大半由王羲之及其余续相组合而成,王书体系成了中国书法的正脉。

但历代文人对王字的态度迥然有别。一般习王者沉浸在那个连“准绳”都很模糊的状态之中,以为亦步亦趋乃获至宝,自然迷失在“书道”之中,也有一些书家拆骨还肉,却成了“新创”的代表,王书的余绪。

齐高帝萧道成评张融书云:“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张融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在举国宗王的时代,似空谷足音,对王书一统以有力回击。


唐人尚法,不如说是唐人尚楷。这与唐代“楷法取士”有关。今人都会取法孙过庭,其实孙氏书法在唐代实属一般。纵观唐虞、欧、褚、薛、颜、柳诸家,除虞世南有明显王书痕迹外,其他皆风标自立。尤其是大唐书风之代表颜真卿,楷法严谨,一改王书之儒雅中和,呈雄强姿势,别开新面。不仅如此,颠素之狂更掀开了草书的神化之境。这些与王书风格迥然的书家虽没张融这样“忤逆”之语,却在实践中完成了对羲之背逆。

宋人尚意书风本是对魏晋风韵的延续,却走向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呵佛骂祖。米南宫有“宝晋斋”,以“集古字”自居,足见对晋风之仰慕,可最终走向“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心灵逆变,晚年更自诩其书“无一点右军俗气”。元杨维桢更是标榜“性情”,“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其书与“奴颜”的赵孟頫形成巨大差异。这显然有背“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儒家经义。

明祝枝山曾书一手王字,其岳父李有桢讥为“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从此,“闭眼一任扫”,这“一扫”,遣散了羲之的妍媚。同代徐文长似乎与祝氏的“一扫”相呼应,狂言“莫言学书书姓字”,“一扫近代污秽之习”。稍晚的董其昌一向以赵孟頫为超越对象,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引以禅学,营造“无法”之法,探求“淡逸”之境。

晚明王铎学书用工之勤,宗法二王,但强调“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正如其跋《米元章告梦贴》所云:“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心醉如此。”纵观王铎书法,“魔性”充溢,令人神往。傅青主更是宣扬“四勿”、“四宁”,扬起“丑书”之旗帜,彻底掀翻了被奉为“尽善尽美”的王书躯壳。这种学书立场一直延续到碑学和近现代丑书之中,乃至今天的很多知名前辈。 

他们曾是王羲之的忠实信徒,却在叛逆之路上走向了自我,也消解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对垒,编撰了一本灿烂的书法演变史。可以说一本宗法王羲之的书法史,就是一本“叛逆史”,通过“叛逆”,撕毁了王羲之书法一向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是从文质兼备的君子,一步步滑向重内修而不重形象美的跛足道人,或者说书法的美渐渐从圣的高度走向人的境界。严格来说,这种“叛逆”是通过对书“圣”形象的“破坏”来得以实现。


羲之书如同高纯度的“海洛因”,一旦沾染,便无从罢手。古人如此,今人亦然。从上世纪末兴起的王字书风,至今正影响着大多数年轻书家。他们内心的纠结是:有的因投师无门得不到王书笔法而苦不堪言;有的因笔法不准而忙于求索,奔走于南北东西;有的深陷王书笔法的套路而欲罢不能,似乎离开了王字笔法就不知书为何物。古人学王书的感受,我们只能从叛逆者的心声中依稀领略,而今天的后生们正经受着“圣书”所带来的苦痛。

就王羲之书法本身而言,羲之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一无瑕疵,且找不到相同意趣的帖样,且没有真迹。即便是佛教徒还能见到高僧舍利或真身塑像,可我们所膜拜的只能临摹赝品,欲得真传,太难,这是痛苦的。其次,从前人宗王的条件和高度而言,在唐以来学王高手中,像者有孙过庭、米芾、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白蕉数家。

孙氏《书谱》,草书,用笔劲捷,疏于局促,气格小,无王书之平和、悠闲和豪迈。米南宫云:“臣书‘刷’字”,足见其对王书的叛逆,王书只有大量的“铺毫”与少量的“绞转”,他算背道而驰了,仅有“信札”中还保留着二王的意味,但又过于野逸,假如王羲之是君子的话,米芾真是个机关算尽的“小丑”。赵孟頫书深谙王书笔意,但无论是笔法还是结构都格式化了。文征明过于劲爽、锐利,缺少逸气。董书一心要超越赵孟頫,最终甩了他,稍欠浑然,在“淡”中求趣,走向成就自我去了。白蕉委身于沈尹默旗下,可得王书之风神与散逸,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王书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

不过,面对这些大师级前辈,我们又显得渺小了,他们竟成了我们不可逾越的“摹派”之墙,或者说他们已成为后辈宗王的又一杆标尺,这又是痛苦的。

假如说,白蕉处在一个中国传统书法的文脉还没有完全断裂的时代,又有沈尹默的引领,成了二王书法余脉的终结。那么,就文化背景而言,我们更是痛苦的。在经历了“五四”、文化大革命后,传统文化经受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前的书法,面临着没有传承人的困境。如果说江浙地区的书法艺术还能引导全国书风的话,那是该地区还有几位旧朝遗老,但他们未必是王派书风的承继者,不过是尊崇艺术发展与传承的规律薪火相传而已。我们可以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前辈们经历着一个无奈的书法时代,危难之际,设置了书法专业,随后学科建设也进一步健全,才使得书法传承渐趋正途。在一股股书法之风的最后才是“二王风”,这是从上世纪九十年开始的,这也是由二王书法的高度决定的。可这是依靠一张张王书赝品、及王字的继承者们的印刷品来重新拾起,并唤醒沉睡已久的王家笔法,我们太无助了。

还有,今人还有多少人在整天练字。一般为工作之余,偶拾时间临习,即便是专业工作者也不整天拿毛笔。我们的困境是,假如上世纪大家还在运用硬笔书写一些文件之类的话,那么,今天的“无字化”办公,已经把书法推向只有少数人在固守的所谓专业工作了,可我们还在奢谈着王羲之书法的高度,这更使我们陷入痛苦的境地。

对于今人学王羲之书法,还没有做出一个学术的评估,我们只能简单做一评价。即,不是匍匐在赵文敏的脚下,就是死啃一本《唐怀仁集圣教序》,这根本就没得晋人之气;有的在赵、董、米、孙等几家做一综合,似乎已志得意满,卓然成当代二王体系之大家了;也有的是当代“集古字”,集得合理、自然,并协调于一件作品之中,似乎已让人难以望其项背了。诚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学王羲之能如此程度也不是件易事。

另外,今人所做的这种临习、拟作,或所谓的“集古字”,几乎是在没有传承人的状态下完成的。拟作也因字法缺少等,满意之作少,大都以赵孟頫为追摹对象。所以,今人对王书的模仿,还不如说是对赵孟頫作品的主观性拣选,充其量是在此基础上搬弄了一些二王字法、米家笔法等,勉强成篇,这不是喜悦,而是痛苦。不过,对于一个不思进取的“奴书”者而言,则是一种满足。目前在二王的传承上主要有两派,即苏派、浙派。苏派注重书写的自然性,但对王书字形不做形体上的苛求,虽有笔性,却显疏散,不够谨严;浙派重字形之惟妙惟肖,斧凿之痕明显。也有一些作者结合两派之得失,择善而从。其它皆为两派之流。

艺术发展的规律不仅是继承,而是继往开来。当我们还沉静在王书世界所给带来快乐的同时,痛苦也接踵而来,如何摆脱王书特性成了后学者们的最大困惑。不过要成自家面目,脱离王系风貌又是必然的选择。好比借人财物,到时候必须奉还,借多少就得还多少,如此才可自立门户。我看今天好多的王系高手,早晚会落得身无分文。这恐是我们最为痛苦而不愿看到的事了。因此,今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深入王书所带来的苦恼(也有喜悦),另一方面是如何走出王字系统的无奈。

王书是妍美的,可当我们走向自我的时候,王书的一切,即笔法、字法、章法、韵味等,无论是多么的迷恋,也是人家的,如断奶之婴孩,无论何等恋母,离开是必然的。

不过,如何走向自我须善于发现自己的书写特性,必须撕毁古人的“面具”,而多接触生活是寻求破解之策的良方,而且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聚沙成塔。

至于说最终蜕变后的“新我”是异类,还是丑怪,那就只能靠各自的造化了,艺术道路是每个艺术家个人的事,没有哪个成功的艺术家是可以复制的。不过,成功的前提就是去“羲之化”。我们书写的是自己的传奇,而不是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