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处于战争和混乱之中，人们颠沛流离，饱受摧残。仁人志士无不为了中国的独立而努力奋斗，希望找到一条“救国之道”。而在艺术界，则展开了“艺术救国”的教育运动，其中有蔡元培之“以艺术代宗教”说，刘海粟、林风眠的“艺术救国”论，再到后来黄宾虹先生的“精神重于物质说”等等。他们无不是对“精神”价值的强调和对“美育”的呼唤。可以说，“艺术救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
刘明亮 度母系列 50x40cm
刘海粟深知当时人们思想混乱，物欲横流，精神贫乏，作为艺术家，则希望通过手中的画笔，通过美育的途径让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的提升，从而使玉宇澄清，因此才发出如此呼声：“这混浊而黑暗的社会，因着美术的发达而清澄，而同化于光明之中。”这一呼声，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让人内心澎湃。
今天的艺术家真的做到了“以心役物”，而非“为物所役”吗？同时也真的做到了让艺术提升民族精神的重任吗？
刘明亮 风景系列 36x45cm
籍此问题，不由让我想起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三条线的论述：即世界是由三条线组成的——黑色巫术之线，红色宗教之线及白色科学之线。从这里可以看出，艺术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与科学和宗教齐等的，而返回头来再看蔡元培先生的“艺术代宗教”说，则将艺术地位提升到了宗教之上，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在蔡先生看来，只有审美才能让国人摆脱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从而实现其“美育救国”的理想。
刘明亮 花卉系列 45x36cm
纵观美术发展史，绘画一直以来都有着“成教化，助人伦”之用。就中国绘画史看，无论从晋时顾恺之《女史箴图》中之“修容”卷，还是唐时阎立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再到两宋时李唐的《采薇图》，以及齐白石《和平鸽》、徐悲鸿抗战题材《放下你的鞭子》、韦辛夷《蓄须明志》等，无不如是；再看西方绘画，无论从新古典主义的《赫拉斯之誓》，还是法国浪漫主义的《自由引导着人民》，一直到后来的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及《和平鸽》，也是如此。当然，此处强调绘画的教化功能，并不否认“审美”功能，因为教化的落脚点便在于人的“审美”的提升，在于“人性”的完善，也便是上述艺术家“艺术救国”的注脚。由此看来，美术，尤其是绘画，其教化与美育功能，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会如此；东方如此，西方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不会例外。故黄宾虹先生才发出如此感叹：“且谓物质文明之极，其弊至于人欲横流，可酿残杀诸祸，惟精神之文明，得以调剂而消弭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用，相辅而行，并驰不悖，岂不善哉！”
刘明亮 莲花系列 40x50cm
由此可知，诚如刘海粟、林风眠、黄宾虹诸大家，不仅在绘画艺术上让人仰视，更在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上让人钦佩。他们的光辉，正如闪亮的星光，指引着一代代绘画学人自励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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