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精神空间应当如何体现？康先生的山水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那就是对文化自信的强力表达。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息息相通。古人画山水需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要求“物我两忘”，即心与物的完全相通。清代大画家石涛在论画时说得更为明白：“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相通而迹化也。”
换言之：山川不是山川，只因为我画了它们，山川才成其为山川；我也不是主体的我，只因为有了山川才孕育了我。这是多大气魄的文化自信啊。正因为此，画家画山写水，并非走到哪里都可以画一通。他们选择的目标，一定要与他的心气血脉相近相通，这样的地方，也许在梦中见过多次，也许在诗中读过多篇，故而总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萦绕心头，令他挥之不去，久久难忘。只有到达这样的地方，画家的全部灵感才会空前地活跃起来，创作的冲动才会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他挥毫泼墨，任形象思维在激动的撞击中飞翔、组合、剪辑、释放，直到画出形神兼备、格调清新、风骨俊朗而韵致悠然的山水画来。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山水画自“四王”以来，画家多做案头功夫，强调“静中参悟”，“从蒲团上得来。”康先生吸收消化前辈们的技艺，并注入新的时代活力。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空间的处理上，由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绘画追求真实观感，注重立体和空间观念，追求三度空间的实感。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一些画家片面西化，丢失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优势。康先生自觉地坚守精神家园的审美理想。他的山水画往往由近及远，由浓而淡，由繁而简，由密而疏，配合云雾或日出的掩映，用非体制化的、非规范化和非“净化”的语言，以及苍朴而精妙的节奏感表达一种形而上学式的精神诉求，他努力画出虚实相间的层次，既有相当的空间感，又不失传统美学的骨力感，使画面程式话语不再趋于凝固的抽象符号，而是得到现实印证充满生机的跳动。
康先生信奉自然，当然这是“人化”或审美化了的自然。因为艺术家眼中的“自然”，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一般是指主体以外包括整个社会在内的物质世界。罗丹说：“但愿‘自然’成为你们的唯一女神。对于自然，你们要绝对信仰。”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以最纯真最虔敬的情感，去拥抱“自然女神”的恩赐。而这种自然之美并非随处可得，而需要画家深入生活，坚持观察和不懈的追求。在一天中不同时间、不同光线和气氛中去捕捉他所称之为“瞬间之美”的印象。才能深情地发现并创作出一幅幅张扬着艺术个性和生命“化境”的精品力作。
李可染说：“中国的艺术家常把艺术的最高境界叫做‘化境’。什么是‘化境’呢？那就是艺术家的思想、生活，通过反复的意匠加工，长期锤炼糅合因而成为浑然一体，这样的作品处处是生活的真实，处处又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化身。艺术家的表现手段到了这个境地，就能最充分地传达他的思想感情，就能最完美地反映生活，就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这样的艺术，使人一见动心，甚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具有一种不容置辩的潜移默化之功。”
康先生对此体会颇深，在他的山水画中可以看到其亮度恰到好处，其色泽光洁迷人，处处凸现出野性生命力，并营造出一个浪漫、空灵、缥缈的境界，充满东方审美情趣。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秩序及抽象之美的深刻把握。他每一张画都没有固定的思维模式，只是通过不断地烘染去追寻心灵中的神圣之美，追寻理想境界的画面效果。
传统中国山水画重意境、讲神韵，强调心物统一，无法而法，虚实相生，这是民族特色。康先生要强力表达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文化自信。他认为这是衡量一个画家精神趣味的高低所在。与其说这是一幅幅山水画，毋宁说这是一次精神空间的自我建构，一种执著的追求，一种冥冥之中的梦境和虚无缥缈的禅意之美，这种追寻也是对消费主义大潮下社会流行的精神颓败之自觉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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