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字一忱。1986年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系，1990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2003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均为书法艺术，导师均为欧阳中石先生。2005年起执教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系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院研究员、九三学社社员。
草书审美与实用关系初探
文/李永忠
草书既具备审美功能，又具备实用功能，二者在草书流变过程中发生了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双重关系。艺术追求与书写效率的相斥性，导致了草书审美与实用存在着对立性的一面；对草法的相似要求和对文字内容的依赖，导致了草书审美与实用存在着统一性的一面。草书审美与实用的关系是对立性与统一性共存的，在实际书写（创作）中的显现是变动不居的。草书适应快速书写的要求，具备行之有效的实用功能。同时，人们在使用草书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发挥了草书的美，使草书审美功能的展现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流变过程中，草书的审美与实用之间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而言，既有对立性的一面，又有统一性的一面。本文拟对草书审美与实用双重关系的构成与表现加以探讨，以期有助于加深对草书字体及其功能的认识。
草书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性
草书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二者对草法有类似的要求；二：实用衍生了审美，草书审美活动难以完全脱离实用。
在草书审美活动中，人们普遍将严谨的法度视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崔瑗《草势》：“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法度的实现状态（“一画不可移”）是审美观照（“就而察之”）的对象。西晋·索靖《草书势》“或若倜傥而不群，或若自检于常度”一语有近似的含义。刘熙载《艺概·书概》解释这句话说：“惟倜傥而弥自检，是其所以真能倜傥与？”“自检”（恪守法则）是“倜傥”（美）的保证。《鲜于枢评书》：“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又明·娄坚《评书》：“素之《自叙》，虽姿态纵逸，而法度森然……自鲁直极推杨少师，往往以奴书为诮，而晋、唐典型未免扫地。宋人之草，惟薛道祖谨守前规，元章时露本色，盖草书之法，自是几不传于世矣。”都将法度的严谨与否作为草书水平高下的标准。有些草书家的作品变化多端，似乎摆脱了法度的束缚，实际上却有严格的内在把握，如刘熙载《游艺约言》所说：“神仙迹若游戏，骨里乃极谨严，旭、素草书如之。”学习者如果只注意到表层的倜傥，而忽视了内在的法则，便会沦为无本之学。清·梁巘《评书帖》：“枝山……书学怀素，离奇诡怪，而无其瘦硬矩度。”没有了内在的矩度，使作品失去了依据，还可能走向离奇诡怪。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作者：李永忠 尺寸：28X61cm
从法度着眼，优秀的草书作品是与楷书等正体字作品同其谨严的。明·赵宧光《寒山帚谈·学力三》：“无论真楷已上不当杜撰，即行书、狂草，古人十九不失矩步也。”又宋·黄庭坚《论书》：“楷法欲如快马斫阵，草法欲左规右矩，此古人妙处。”又宋·姜夔《续书谱》：“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都对草书提出了楷书化的法度要求。与楷书相比，草书字形连笔较多，草法的要点便存在于点画与连笔的虚实转换之中，所以，“草书要字字数得出笔画方好”，“数得出笔画”意味着草法得到了清楚的交待。
僧显万诗 作者：李永忠 尺寸：69X46cm
草法在实用领域中的重要性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实用书写的目的是交际，如果不遵循草法，那就失去了社会的认同，也就无法达到交际的目的。孙过庭《书谱》：“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指出与楷书有些许失范尚可识别不同，如果草书与法度相悖，就连字也算不上了。此外，草法掌握得越纯熟，实用书写的效率就会越高，艺术创作中对美的塑造也越游刃有余。可见，不管是在审美领域还是在实用领域，草法都不只是不可或缺的，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构成了草书审美与实用关系的统一性的一面。
应当注意的是，草书不是法定字体，其书写规范（草法）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厘定和推广，书法家常常自觉承担了这项工作。他们发挥了各自的艺术专长，通过“作篇”的方式（书写草书标准文本）流布草法，有效地强化了草书审美与实用的联系。
无为 作者：李永忠 尺寸：27X37cm
草书审美与实用关系的统一性还表现在以下方面：具有审美意味的作品常常本来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完成的，而出于审美目的完成的作品又往往具备一定的实用特征。
从使用范围看，在汉魏六朝时期，草书多用于草稿、书信以及非郑重场合的或迫于某种情势的文书，其书写目的首先是传递信息（实用）。草稿是为改定、誉清者准备的，只是为了显示文字内容本身，而并非为了审美，尽管其中可能包含了美的因素。书信也是这样，其首要目的是告知收阅者有关信息，无论信中的草书美到何种程度，它对于书写者和对方而言都是次要的，正如欧阳修《集古录》所说的那样：“所谓法帖者，率皆吊丧、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这样的分析是“详于论帖”的。还有一些草书写就的文书，人们发现它们笔意生动，气韵天成，但其原始目的只是向阅读者告知某些“事情”，而并非为了展示笔意和气韵。总之，就这类作品而言，“主要目的到底是为了用，美的欣赏则是附着上去的”。
王令诗《纸鸢》 作者：李永忠 尺寸：69X137cm
从唐代开始，逐渐出现了很多样式的供人展玩或厅堂悬挂的草书作品，举凡手卷、扇面、横披、册页、斗方、中堂、条幅、屏条等，一应俱全。上述各类作品看似“纯艺术”的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这些作品的文字内容不是无所谓的，它们或具备较高的文学品位，或具有伦理含义、励志功能；有的内容是书写者选定的，有的是根据受书者的要求确定的，不论哪种情况，都要传递适宜的的文义。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墨林方氏帖·黄鲁直》：“朱给事名绂，字君贶，元祐党人，清修君子也。山谷书谪仙此诗予之，殊不可解。”即指出了不顾及文字内容的艺术创作是不恰当的。文义传递的要求使得草书艺术创作呈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因为文义传递是草书实用功能的重要内容之一。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作者：李永忠 尺寸：34X138cm
不仅如此，文字内容还会影响作品的综合审美效果。适当的文字内容能与草书的美相得益彰，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七《跋山谷草书<船子和尚渔父词>》：“渔父词始于玄真子‘青箬绿簑’一首……而（山谷）老人书法奇逸，又足以发之。”而不适当的文字内容则会妨碍美的展示，《山谷论书》：“宋儋笔墨精劲，但文词荒秽，不足发其书。”因为文字内容与审美效果相关联，所以草书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性就得到了促动。
王维诗《鸟鸣涧》 作者：李永忠 尺寸：69X46cm
综上所述，草书审美与实用的关系是对立性与统一性共存的。艺术追求与书写效率的相斥性，导致了草书审美与实用存在着对立性的一面；对草法的相似要求和对文字内容的依赖，导致了草书审美与实用存在着统一性的一面。由于在实际的书写（创作）中，主体对审美效果与实用效果有先后不一、程度不一的侧重和诉求，所以审美与实用关系中的对立性和统一性有着错综复杂的变化，过分强调对立性的一面或统一性的一面，可能都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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