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辉:回望经典——谈黑伯龙的山水画 | 纪念黑伯龙先生逝世30周年


来源:艺盘新视界      时间:2019-04-10

近现代以来,齐鲁山水画派已具雏形,其奠基者首推“关黑”两家,“关”是关友声,“黑”是黑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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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伯龙的贡献尤其突出,他是山东山水画坛的首要代表。从20世纪整个中国山水画坛来讲,晚清民国为中国画的现代性开拓了道路,新中国在民国基础上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力主写实,做了许多把风景融入山水画的新尝试,山水画语言也得到一些拓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山水画经典作品。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大量涌入的背景下,中国山水画家又在语言形式层面做了许多探索,构成性、抽象性的山水画也大量出现,同时山水画原有功能性的东西也逐渐模糊退化。从1900年到1978年,七十多年当中,除去山水画对其它画种(例如:油画、版画、广告宣传画、水彩、素描)的借鉴外,从传统来源上则开始放弃董其昌柔美一系的山水画风格,专注雄强的风格语言。革新派主要推崇“石涛和八大”的画风,因为他们认为这类画风具有反叛的精神,尤其是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的口号,几乎影响到每一个山水画家,人们的山水画面貌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石涛的语言和气质,恣肆雄强的挥洒泼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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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后,由于语境的转换,人们又无一例外地开始关注黄宾虹,石涛的革命精神则被逐渐的淡化。

黄宾虹主要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上海,20年代以后的上海已经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的潮流,人们开始不太关注写实画与笔墨的结合,而关注从印象派等思维下理解东方写意画,黄宾虹是最终成功地把各种观念纳入到他建立的“浑厚华滋”的现代山水画审美体系当中的案例。他的价值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再次进入才被重新发现和逐渐认识。如果,我们以黄宾虹为20世纪中国山水画成功革新的坐标,梳理一下近现代以来可供我们借鉴的传统文脉,并重新梳理一下新中国山水画成果的话,江苏的傅抱石,浙江的陆俨少,北京的李可染,陕西的石鲁,广东的关山月,山东的黑伯龙,无疑都成为了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由于历史原因,黑伯龙的贡献被阐释和关注的相对较少,原因是大家一直没有对他的绘画语言系统做出好的分析,只喜欢利用社会历史学的方式陈述他,再或者以个人情感来怀念他——这都与黑伯龙的艺术无关,这也对后来在学习上制造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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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是,对他的山水画的研究的确意义重大,这不仅对山东的山水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样对中国整个山水画的发展也意义重大,因为黑伯龙是齐鲁山水画语言系统的开创者。黑伯龙首先不是旧传统的继承者,他所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给与他深深地洗礼。他在少年时就受业于长安画派的启蒙者赵望云。赵望云是20世纪成功的山水画革新者,他在民国时代就通过写生改变了西北山水画旧文人的审美趣味,石涛的语言与大西北的地貌相结合,经他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笔墨语言。作为黑伯龙的启蒙老师,赵望云的精神和思想影响了黑伯龙的一生,包括对石涛的崇敬。再后来是俞剑华,这位民国到解放后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也是在“国画复活运动”之初从济南到上海发展的画家,黑伯龙是他和黄宾虹的学生,同时他也是黑伯龙的山东老乡,自然他也帮助了黑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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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之路的发起人是蔡元培,他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希望通过美育来升华旧中国民众的道德情感和文化热情,并希望发展民族自己的现代文化。蔡元培的朋友陈师曾是负责“北大画法研究会”的负责人,也是这一口号的具体落实者,他曾有一篇代表中国画现代启蒙的文章《论文人画的价值》。文章从现代艺术思潮的发展背景来对中国文人画的价值给予重新的肯定,认为文人画在于画中透漏出的文人情思,以及对“形似”描摹的超越。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影响,这之后就引发了“国画复活运动”。几乎大多数的国画家包括一些油画家,也包括许多海外留学生和来中国的西方学者,他们都展开了新的中国古文化的研究,他们批判没落文化,努力开启中国新的“文化复兴”。俞剑华是陈师曾的学生,也是“国画复活运动”的一员主将。他经陈师曾介绍成为了黄宾虹的好友,并且后来与黄宾虹一同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他们一同研究指导现代中国画的理论和画法,为中国画的发展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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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中国画现代革新的前沿阵地,许多新思想在20世纪20、30年代齐聚上海,黄宾虹的山水观念在这一时段也孕育成熟。刘海粟和黄宾虹都很喜欢黑伯龙,认为黑伯龙有自己“固执”的个性和超乎常人的绘画天赋,黑伯龙的艺术观念也在此形成。当时上海就流行学“四僧”,尤其石涛和八大的画风,山水花鸟画家都在效法。黄宾虹稍有些特殊,他看到了“石涛、八大”的局限性,他所希望的是唐宋山水主流画法的恢复,而不是仅仅个性化的张扬,他认为含蓄平和的创造力才是民族画法的出路。他首先反对的就是“江湖”和“市井”两类相反的极端情感。表面上看,石涛和八大的画风似乎和西方人的性格相合,其实是天壤之别,西方人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事实证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差异巨大。黄宾虹也反对中国画参用“写实”性的西法,他认为这是弱化文化主体的行为。黄宾虹主张从明代画风入手,上追宋元,清代画风除金石家外则很少关注,他还主张“南北宗的合流”,希望院体和文人画能再次融合起来。这样经过北宗“刻画”的训练再升华到“文人画”重气韵的境界,自然能焕发中国画的新生命,这显然是与陈师曾相同的主张。1923年陈师曾不幸谢世,他所主张振兴文人画以进入现代的中国画观念被黄宾虹所继承,一千年以来的文人画传统在黄宾虹手里,不仅没有没落,反而又借助西方文化的借鉴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20年代以后黄宾虹对唐寅极为推崇,称他为明代“吴门”之首,因为唐寅把宋画和元人的画从另一个非主流的方式进行了成功的融合,并推向了另一种审美——拒绝浮薄苍白的世俗趣味,这类画风健康积极,痛快酣畅,率真浑厚,远接南宋古法,又不失文人境界。黄宾虹对马远、夏圭和唐寅的推崇是作为山水画的学习门径,初学不是“石涛八大”,更不是“四王吴恽”。黄宾虹的教学方法用意深远,但世人大多不知,即使是刘海粟、李可染、林散之等人也没能深入领会,所以只能得其一端,相反,黑伯龙继承了这一传统。北宗院体的绘画是东方人认识和表现物象的基础观照,本来没有什么南北宗的分野,只是董其昌的主观臆测,这在“国画复活运动”的大量文章中已经论述的相当详尽了。黑伯龙认识到在跨越南北宗的观念下努力使中国画焕发新的活力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什么融入“写实”画法的改良所能奏效,他对笔法高度重视,综合运用的笔墨以气生韵,勇猛刚健,又不失侠骨柔肠,充分体现了齐鲁文人画家的“风骨”和气质。“从笔墨出发不是从物象出发”是他坚持一生的法则,当然,这也不意味着黑伯龙对西画生疏,相反,他还对西洋画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对中国画法的肯定。黑伯龙吸收南宗的画法是作为对墨法的补充和文人幽思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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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伯龙在传统领域的继承上,又师法造化,融入了齐鲁山水的许多风貌,画面苍茫古厚,大气端严,同时又对自然观察入微。一方水土与当地人的性格息息相关,地域性格是无意识所流露出的文化特征,人类的性格发展总是有所侧重,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地域板块,黑伯龙用山水展现了山东文化的性格美,齐鲁山水的壮观景象。他有批判的精神却没有消极的思想,他热爱生命,敬畏自然,接受新文化却又深入传统。我们要继承他的文化精神,努力把他研究齐鲁山水的宝贵经验学习好发扬好,并在他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新的时代风貌,新的自然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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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伯龙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们追思他,怀念他,热爱他!

2019年4月9日于京华知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