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觀》艺术探访——走进画室


来源:艺盘      时间:2018-07-23

对于很多人而言,艺术家的画室似乎讳莫如深,一直是一个略显私隐和神秘的存在。确实,艺术创作是极其个人化的行为,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更多是一个人和自我的交流,怕人打扰。一个艺术家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画室中度过的,在日复一日的孤独和寂寞中潜心耕耘,践行自己的追求。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工作性质,很多人很难有机会一窥画室里的艺术人生,更不容易进入画室和艺术家面对面交流,从本期开始,《尚觀》将每期有计划择选优秀的艺术家,走进他们的画室,聆听他们的理想和思考,解密艺术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本期《尚觀》就带您走进青年艺术家刘筱静老师的画室,听他来讲述画室里的光阴和自己的故事。

《尚觀》:刘老师您好,第一次来到您的这间画室,感觉很宽敞,光线不错,收拾的也很整洁,感觉和想象中不太一样,您能介绍一下您的画室吗

刘:欢迎你们来画室做客。这个是我的新画室,搬过来时都是毛坯,花了十几万装修了一下,所以看上去还算干净。原来我的画室在环铁区域的黑桥艺术区,空间比较狭小,我的东西也太多也放不下,加上政府这两年修高铁要拆迁黑桥村,待着总觉得不踏实,后来经朋友介绍,说这里有四十年的小产权,比较稳定,我就选择了六环边上这个地方做画室。空间挺大,有将近300平米,能方便我创作一些大画,不太方便的就是离城区家里比较偏远,来一趟还要走一段京承高速,每天来回奔波,有些时间浪费在路上了。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安静,园子里树木很多,还有一个不小的人工湖。平时基本没有人打扰,每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画画。

我不喜欢在家里创作,总感觉状态不对,投入不进去,我是一个需要把工作环境和家居生活隔离开的人,个人习惯吧。

其实这么多年租过了很多画室,在北京做艺术家就意味着被政府边缘化,拆来迁去的,都快习以为常了,每一次搬迁都是对身心巨大的折磨,每个画家都不例外吧,我祈愿在这里多待两年,多画些好画,当搬走时就能心里平衡一些了。(笑)

(笔者注:——戏剧性的是,在这次访谈完后不久,刘老师又一次接到了拆迁的通知,要求一个月里必须搬离,据说整个六环艺术区被政府规划为绿化带,几十户艺术家们重新面临流离失所的窘境。)

《尚觀》:很多人从展览上,还有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都看过您很多作品,应该说对您的画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并不了解您从小是如何走入这条艺术之路的,您能简单谈一谈您的从艺历程吗?

刘:说起来,我真的很感恩命运对我的眷顾,作为一个从艺者,我有幸在中国最好的艺术学院中央美院这个体系里,接受了长达十一年的科班训练。小时候就喜欢画画,我的父亲是个高中语文老师,记得常常抓起他上课用的粉笔满地胡涂乱抹。喜欢画画,主要还是受我大哥的影响,他比我大十八岁,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大哥的桌子上总摆着笔墨纸砚,我经常看他画到深夜。我的哥哥是个自学成才的画家。年轻时赶上文革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没能考上大学,全靠他自己坚持学习。

我的父亲之所以很支持大哥和我学画画,尽家里所能给我们购买画材颜色,是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他早年抗日战争时期,躲避日军部队跟随学校南迁,一路上看到饿死的难民无以计数,但是有几种职业到很多地方都可以生存,比如说替人画像的画师,剃发匠人,还有厨师等等。父亲不懂艺术,但是他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手艺”。

小学四年级,父亲带我去少年宫学习画画,在哪里认识了朱永祥老师,他早年是天津美院毕业的,著名的画家孙其峰先生就是他的老师,后来在我父亲的安排下,我就拜在他门下学习,那时候开始学素描色彩速写这些基础课,一直学到初中快毕业了,有一天父亲在单位看到一份中国青年报,上面在一个角落里刊登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招生简章,面对全国初中应届毕业生招生,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美术的专业学校是初中毕业就可以考的,家里为了这个事情专门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讨论我要不要去北京考试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是没有自信,毕竟是面向全国招生,而且中央美院附中是除了中央美院以外绘画界的最高学府,竞争一定很激烈。当时还有经济上的困境,如果去北京学习备考,对家里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后还是哥哥拍板决定去考,他说我还小,不想以后长大后像他一样留有遗憾,试一试没什么不好。就这样,我就背着行李踏上了进京赶考的道路。我真是很幸运,那一年我是整个河南省考上的唯一一名。这以后的学习历程就是顺理成章了,四年后,我顺利的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山水画室,本科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我又读完了山水研究生的课程,同时兼任了画室助教的工作任务,可能在很多人眼睛里,我的简历算得上“科班出身,根红苗正”,但是个中艰辛,只有自己知道。

《尚觀》:在您多年学艺的历程里,有没有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和事件?

刘:其实印象最深,也是对我改变最大的就是上学时一位老师曾送给我的一本小册子——《卢沉论水墨画》,这本书最早是卢先生的学生们记录下来的课堂笔记,汇总后印刷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很多卢先生对于中国画当代发展的思考,还有他提出的教学方法。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感动我,就是:“没有创造就没有传统,无数创造的环连成传统的链,今天的传统是前人的创造,今天的创造就是明天的传统!”那时候我读大三,正是非常困惑的时候,一方面临摹课上感叹古人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是创作课上一筹莫展,不知道应该怎么画。因为那时候连有些任课教授都说古人已经很完美了,我们不需要超越他们,能做到象古人一样就不错了!应该说,卢先生这本书给我指明了方向,那时候我就坚定的想走一条创新的路,虽然不容易。

2000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本来我有机会争取一下留在故宫工作的,那样就可以解决我的北京户口问题,当时故宫有一个古画临摹组,是专门临摹名画应付各种展览的,类似于复制品,我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就是因为卢老师的这本小册子,潜意识里我还是想做一个创造型的艺术家,不想复制古人。这本书算是我真正的转折点,引领了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没有真正的“留”在北京,今天我也不后悔,选择总是要有代价的,人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尚觀》:卢沉先生的观念改变了很多人,但是传承和创新是个一直被大家不断讨论的问题,不同的画家甚至有不同的解读和实践,您自己是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的?

刘:这确实是个老话题,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年。既然被不断的讨论,就说明它有一定程度的争议性,更说明这个问题的价值所在。我还是喜欢“推陈出新”这个词,这个就是本末关系要搞清楚,“推陈”是为了“出新”,我们所有对传统的学习,研究推重,都是为了最后创造出更有新意的作品来,目的最终是创造而不是复古,我不喜欢现在画坛上很多画家画到和古人一样,可能有市场的因素吧,我觉得山寨古人不能代替创造。

李可染说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功力打出来”,石涛也曾经说过:“笔墨当随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当代,都不可能拒绝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影响,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考方式,我见过一些画家朋友,不用手机,不看微信,不上网,说话恨不得文绉绉象说文言文,他们努力让自己活得像古人一样,因为觉得古人太好了,我们无法超越。但是我觉得这样想过于偏颇,过于封闭自己了,学古人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复制古人就没有必要了。

这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我们能看到世界各国,各个种族各个流派的艺术,放到世界艺术史这个大的范畴来看,你可以发现,都没有绝对的单一审美,都需要交流和发展,比如说我们的敦煌艺术,大家公认是我们传统里面恢弘伟大的作品,其实里面有很多古印度和中东文化的影子,甚至绘画的工匠很多都不是汉人,像元代青花瓷器,里面的很多纹饰也受波斯文化的影响。

古人创造的艺术固然很伟大,不意味着今天不需要发展,我是坚定的认为学习,借鉴,吸收各种文化的影响,结合我们特有的审美规律,不断的创新,这是视觉艺术发展的唯一道路。虽然很难,也必须去做,这应该是艺术家的本分。

《尚觀》:看您的画室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作品,其中有很多都是历年的山水写生,在去年您也积极参与了我们《尚觀》艺术杂志组织的一些写生活动,您怎么看写生的意义,您觉得在现在这么一个注重形式图像语言的时代,写生还重要吗?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吗?

刘:我很喜欢写生,每年都会和朋友去外地走一走,画一画,原来读书的时候老师总讲中央美院教学要求是“三位一体”,就是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那时不太理解,毕业以后画创作多了才理解一些,其实我觉得写生就是一个纽带,既验证了古人的绘画技法,又在写生的过程里通过自己的眼睛,寻找和发现了新的形式语言。写生作品是一个很鲜活的东西,可能不太成熟,但是他会帮助你在大自然里面思考和总结很多,为创作做准备。

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古代画论里也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的作用就是酝酿发酵成创作意境,可见古人都是很重视写生的。

其实我们艺术上所有的语言和形式都来自于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都是源自内心的感受,艺术作品只是某种特定方式的外在投射。终日躲在画室里闭门造车,缺失了和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体验,艺术作品很难打动人!写生依然是艺术家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持续的艺术感知最为有效的途径,可以说是艺术家成长的必由之路。

《尚觀》:您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最终是要找回自己,发现自己心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您怎么看自己,生活里您真实的状态是什么?

刘:我是一个生活上比较随性的人,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完美的人,凡事随遇而安,不太强求。甚至有那么一点宿命论,曾经看过一本佛教方面的书,书上讲“命运”这两个字,“命”是先天的,是我们无法选择的,而“运”是后天的,可以通过努力逐步转变。就是说你首先学会“认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同时又能很积极的把握人生。既不过于偏执,又不至于消极,不忘初心,一点点的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中国古人讲“中庸之道”,日常生活很多场景下“中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但是古人把它提到一个“道”的高度一定有他的道理和深意,年过四十,我越发觉得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绝对化,保持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投入生活,既不冒进也不退缩。从生活里讲,古人对君子在生活里为人处世的要求有类似“温润如玉,和而不同”这类词汇;从艺术上讲,中庸之道也体现了一种和谐。中国古代画论里反复提及的很多审美词汇都和古人的中庸哲学有关,比如说“虚实相生,圆中寓方,刚柔相济“”,都是在调和对立因素的统一。这很像古代的八卦图,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对立有统一,中庸之道就仿佛是那条中间的界限,既不属于黑也不属于白,兼而有之历历分明。这是中国人很独特的一种人文观念,影响到各个方面。

    我的生活很简单,每天两点一线,从家里到工作室,早上过来晚上回去,有时画的太晚就住在工作室。我不喜欢太多的交际,更多的时候待在画室画画,不太希望别人打扰。除了写生外出,我就像是画家里的“宅男”,一周不出门待在画室也可以。包括选择这个比较偏僻的画室,主要是这里很安静,远离市区,院子里树木很多还有湖,来北京20 多年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了,春天在这里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你能听到喜鹊三三两两在画室的天窗上踱步,声音很响,躺在床上我都有一种幻觉——仿佛这里不是北京!

在画室一个人画画的时候,脑子会慢慢安静下来,心也会沉下来。古人说搞艺术是寂寞之道,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画画就是一种寂寞的艺术,是一个人和一张白纸,和一片空白的交流,没有人合作,也不需要。你最终面对的还是自己。你看古人的音乐吧,也是一样,都是独奏的乐器创造出来的曲子最为经典,一根萧,一把古琴,足够了。合奏不多的,中国人没有西方交响乐那种恢弘状态,情感里有很孤独的自我,是某种程度的自恋和自言自语。

慢慢享受孤独,在独处的状态里面对自己,找到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诉求,就是我现有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艺术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心性的产物,谁也回避不了。

我是ab型血,书上说这样的人是双重性格,又单纯理性,又复杂多变,可能这就是我的宿命。生活里我总想规划好自己的生活,想让自己更有秩序一点,记得自己以前列过无数时间表,一度精确到分钟,希望每天能很规范的安排时间,结果每一个时间表最后都不能履行下去,我发现自己很难特别理性的工作和生活。时间长了,慢慢对自己的习惯有个把握,我现在比较随心,会在一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去做好一个事情,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就可以了。

艺术上我也是个很纠结的人,一方面我很迷恋传统笔墨语言的经典审美,欣赏传统沿袭的文人情怀,另一方面我又很理性的意识到笔墨当随时代,要有一种新的表达来呼应这个时代,这是任何一个艺术家的职业本能,艺术史就是发展史,一味的吃传统的剩饭是不行的。

 《尚觀》:有没有您特别推崇的艺术家,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会打动你?

 刘:我喜欢两个画家,一个是毕加索,一个是齐白石,毕加索的创造力惊人,风格很多,据说他恨不得自己下午都要和上午画的不一样,我太佩服这种能不断的颠覆自己的有活力的画家了。另一个是齐白石,齐白石出身很低,早年一直做木匠,后来通过自己后天的学习努力,一点点补充自己,最著名的就是他在快六十岁的时候衰年变法 ,结合自己早年做木匠时的民间审美趣味,用大写意的方法揉进自己的画里面,一下子和别人不一样,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画法。应该说,齐白石给我的启发更大一些,他是从传统的学习修养入手,但是他在学习的过程里没有迷失在传统里,最终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而这种个性的语言就是现在看来也很当代。

贡布里希说:“ 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我觉得,每个画家的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路,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但找与不找,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

 《尚觀》:那您寻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吗?

 刘:寻找应该说是个漫长的过程,很不容易,每个艺术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有调整和选择。我觉得我这么多年一直就在这样的寻找纠结里痛苦不堪,不想让自己成为某种类型化的画家。不愿意“一招鲜,吃遍天!”。(笑)大的方向上我一直努力的探索,希望能画出适合自己的有新意的作品,从05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很明确自己的这个方向,但是找出一个又不同于古人,又不同于今人,个性独创的且和传统有联系的新风格,很难很难。套用一个模板很容易,“无中生有”特别难。

我觉得艺术首先就是超现实的东西,是理想和幻境,我不喜欢现实主义这个词,我们不需要去重复表现现实,生活已经够现实了,艺术就是个幻想的空间,是从现实中抽离出来的感受。艺术家应该是在已知和未知,时间和空间的边缘生活游离的一类人

这两年我越来越对没骨画法感兴趣,它这种画法在古代是很小众和边缘的画法,抛弃了用线来勾勒形象的画法,通过水调和颜色和墨形成块面,靠块面的挤压和叠加形成隐形的边缘线。当我试着把明度降低以后,画面会出现一种很迷蒙很梦幻的灰度,有一种很当代的味道在里面。我现在很迷恋这种虚虚淡淡的感觉,可能也和现在的心境有关系,人过中年,不太喜欢很浓烈刺激的东西。还在探索中,看这个方向能够走多远。

《尚觀》:众所周知,这几年艺术市场受大环境的影响,整体低迷,艺术机构经营乏力,很多藏家的信心受挫,艺术家自身也是很迷茫,您怎么认识这种现象还有您自己是怎么应对这种窘境的。

刘:92年我来到北京美院附中读书的时候,中国大的艺术市场还没有形成,我们的老师们那时候能卖画的很少,基本还是工薪阶层,能开上汽车的更是凤毛麟角。偶尔听说会有一些眼光前瞻的港台画商游串在美院校内,以相对低廉的价格零散收购学生和老师们的习作,再后来听说这些港台背景的画商开始在北京开设了画廊机构,开始有针对性的和艺术家长期合作。

    一晃我在北京20多年了,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艺术市场的高速发展,早已不是一开始港台独霸的天下,国内从事以艺术品交易的文化公司和商业机构雨后春笋一样出现。我亲眼看到了这样的繁荣带给很多从艺者巨大的改变!

凡事有盛有衰,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改革,艺术市场持续低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大的原因很多,很多网上都有很专业全面的分析,但是我只能站在艺术家的角度来尽量冷静和客观的谈我个人的看法。众所周知,中国历代一直有收藏书画艺术的传统延续至今,一方面,艺术品作为特殊属性的商品存在着很高的升值空间,另一方面,收藏的兴起也是整个国家强盛和民众品位提升的表现。中国书画收藏从来是暗流涌动。

山东毫无疑问是现在全国最大的艺术品“消耗”市场,加上政府扶持文化产业,贷款支持,曾几何时,连一个县城都会有数百家画廊经营。这番繁荣的景象今日不再,政府反腐后影响到礼品市场链条的断裂,很多在高价大批入手“囤货”的商家叫苦不迭,频临破产。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收藏发展机制,过度依赖礼品市场催生的庞大经济效益而盲目投资是最大的隐患。其次是高利润诱惑下从事画廊业的门槛过低,很多画商完全把经营字画作为谋取暴利的捷径,自身缺乏相关的艺术素养,没有好的眼光,从而急功近利,“风险投资”。

中国书画有着特殊的商品属性,本来就是“阳春白雪”,非具备一定的品鉴欣赏能力不可玩味其中。古代及近现代的很多大收藏家都是品位格调很高的名士,自身素养很高,精通鉴赏,眼界独特,收藏的作品自然也都是不落俗套的佳作。近些年拍卖会上出现的天价拍品绝大多数出自这些藏家手中,流传有续。

就全国范围来说,虽然这几年不是太景气,加上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依然认为山东是目前最为理想的书画市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脉延承丰厚,热爱艺术的藏家比较多,群众基础好,另一方面和近十年间山东的美术考生大量考进北京一线的艺术院校,这些山东籍的学生有效的催生了山东艺术市场整体水平的提升,收藏有了高度。

从艺术家来说,确实也是个窘境。在生存的基础上谋求艺术上的长远发展是绝大多数画家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怎样把握,把握到什么程度,就看每个人自己的定力了。

我希望自己的艺术和市场能够完美的统一,但这个目前很难,所谓“知音难觅”,要走的路还很长,更需要坚守。

《尚觀》:这几年看了很多展览,发现现在基本上都是以70,80的画家为主,70的画家逐步都已经步入中年,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十年间,70后的艺术家会是主角,引领一股艺术思潮,您也是出生于70后,您怎么看待和定位您这一批画家的。

刘:我是76年的,刚过不惑,我们这一代画家有着共同的时代印迹,从小凭着爱好学画画,少年宫,兴趣小组,参访名师,再大一点开始考学,经过层层选拔,进入专业的美术学院,一步步走过来,大家基本都是这么一个成长过程。和现在80后画家略有不同的就是,我们70后艺术家经历了政治变革下文化艺术一个复杂尴尬的非线性的发展。我们的成长伴随了过渡时代里艺术现象的挣扎起落。

92年我来到北京读书,距离艺术界一场轰轰烈烈的“85思潮”已经过去了六七年,距离另一场“政治思潮”也过去了三年,我不是亲历者,没有在北京,等我来到北京时,一切都已经平静下来,但我还是能感受到冲击下艺术观的多元状态,大家开始反思各自的艺术探索,拓展个人领域的追求。新与旧,传统和当代,东方和西方,都是艺术家讨论的热题。我记得我的老师们开始有了机会出国访学,旁边的中国美术馆也频频展出国外大博物馆里西方大师的原作,这种交流的频繁对于封闭了很久的文化现状是巨大的震撼,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颠覆。一次课堂上,一个老师反复提到他出国后看到印象派原作的无比惊讶,因为和他观看国内劣质画册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美院附中的素描教学也没有了苏联“契氏风格”的影子,老师们强调更多的还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传统。当然,还有很多老师在一遍遍影响我们,苦口婆心讲解中国画和书法传统的经典魅力,抨击“中国画末路论”!。

比起我们的师长辈,我们70后这一代人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了,“文革”对我们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没有因动乱耽误学业,社会也稳定过渡,加上改革开放后信息交流,我们很早就能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很多东西,相对而言,我们整体的知识结构体系比较完善,学习艺术的条件也好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上一代师长辈在很多方面不能比,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很多不小的差距。按照发展的规律来看,应该是“后浪推前浪”,似乎我们拥有的优势更多,其实不然。我曾经敏感的观察到如果以年龄为坐标点横向比较一下,我们的师长们,在同样的年龄段艺术上做出探索的深度和广度都已经超越我们这一代人,很多老师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放到今天依然不逊色,而且“很新”。试想下,在当年有限的信息环境和恶劣的学习条件下,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才有这样的作品问世——我每次翻看画集时都很汗颜。

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新时代下,艺术市场机构和热钱快速无序的疯狂涌入,“商业因素”大量的泛滥影响了艺术家独立思想的判断力,加上书画经纪人的有意炒作和集体起哄,催生了一个个“网红”艺术家。如此迅速的成功一定会让人失去艺术自省的能力,急功近利,浮躁世故,70后的画家在他们中年前后赶上了这样的大潮,不用经历“苦行僧”一样的修行就可以达到“巅峰”,。这样的诱惑无从抵御。而比我们小的80后更是缩短了时间的距离,很多人本科还没有毕业就已经看到了财富“未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很自然会有更多人盲从。

当然,我们的师长辈也同样涌进了同样的时代大潮,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如今也渐渐被市场吞噬左右,失去了年轻时对于艺术的执着还有思考的力量。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艺术是自己的事,和他人无关,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自己,那是每个人的自由。70后是现在画坛的主要力量,代表了一定程度的“先进生产力”,时代也选择了我们,多一点点真诚和耐心,少一点点浮夸和作秀,我们的作品会更有力量。

《尚觀》:大概十年前,画坛兴起了一股“高研班”的潮流,很多名家除了担当院校的教学工作外,纷纷以个人名义开设工作室教学,这样的一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被很多人所诟病争议,千人一面的“师生展”比比皆是,很多展览就像一场某某大师的“山寨秀”,您有什么看法吗?

刘:齐白石对自己的学生说过一句最有名的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句略带训斥和不满的话已经讲的太明白了!——问题是,齐白石的学生们几乎还是终生模仿老师的风格,亦步亦趋,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语言,鲜有跳出逾矩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师生间的悲哀。齐白石早年也是学习吴昌硕的,但是剑走偏锋,勇于创新,开创了自己独有的“红花墨叶”大写意画风。李可染拜在齐白石和黄宾虹两位大师名下,通过写生走出自己的新路,和老师们的面貌一下子拉开,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对自己有没有要求,有没有勇气的问题,敢不敢“无中生有”!这和尊不尊重老师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师生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谁都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遮风挡雨,但是大树下面也长不出大树!

艺术史就是风格史,就是创新的历史,想明白这个目标,你就知道怎么做了,也许独行的道路艰辛,荆棘密布,但是也有别人领略不到的绝美风景。

《尚觀》:艺术圈里,似乎宗教是这几年的热门,很多作品都喜欢和宗教扯上关系,艺术家很多也争着以宗教徒自居,似乎宗教成为艺术高度另一个代言人。您的很多作品上面也能看出佛教的影子,您是如何理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待宗教和艺术的关系?

刘:对于宗教,首先我存有敬畏之心,在生和死这两个终极问题上,宗教给予了我们相对最为完满的回答。以前看过一本《西藏度亡书》,里面详细的讲述了人死亡后到投胎这个过程里所有的细节,这个让我很惊讶。98年父亲的去世让我不得不去直面死亡这个现实,思考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儒家是比较回避这个问题的,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并不愿意去讨论这个问题。儒家比较重视现实的人生价值,而宗教给了大家想象和未知的另一个空间,甚至生命的另一种价值。

其实我们的艺术也是和宗教密不可分的,没有宗教就没有艺术史,整个东西方艺术史的演变是绕不开宗教的发展的,艺术史上留下来的大量绘画,雕塑名作都是宗教的产物,很多大师也都是宗教徒,这个问题太大不好说,容易说的很空泛,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宗教的力量激发了艺术家无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我和佛教有些缘分,2000年毕业后曾经义务在中国佛学院教授法师们书画长达四年,这期间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选拔上来的优秀法师,也走入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四年的交往中,给我各方面的影响很多,但我不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我始终更愿意保持一个边缘和旁观者的态度,对我个人的心理体验而言,佛教除了提供给我另外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和思考生活的方式外,更多关注的是佛教经典对于艺术的影响,比如说对于空的理解,对于主观客观的看法。这都是我非常着迷的地方。

不是每一个宗教徒都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艺术家,艺术有其特有的禀质规律,不经过长期的熏习和研究很难窥其堂奥。多年前曾经在美术馆看过一个道家协会某领导的梅花个展,格调庸俗不堪,大失所望。

近代的弘一法师,艺术上为人所重也是因为其在出家前就有非比寻常的审美水准,涉猎中西,博采众长,出家后虽废诸艺而留书法结缘众生,广授佛理,自身多年的艺术修为加之佛典的浸润,终成一代传奇。

现在的艺术家与其总想披上宗教的外衣唬众,不如多深入经典,思考宗教和生活的哲体关系,自我完善,艺术人生。

《尚觀》:很多艺术家都有除了自己专业之外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李可染喜欢拉二胡,张大千喜欢做菜,梅兰芳养鸽子什么的,您平时生活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您觉得这些爱好会对您的艺术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刘:说起兴趣爱好,我喜欢收藏一些老东西,其实也说不上什么收藏,不像很多专业的藏家要收藏的有规模和专项系列。我都是随缘,不是刻意,也都在我经济承受之内。可能我天生是个比较恋旧的人,对一切有历史感的东西都有兴趣,我连小时候的学生证和奖状,朋友送我的贺年卡都还留着。其实每一件老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我喜欢回味这种沧桑感,有时候觉得时间并不是一种残酷无情的东西,实际上它有另外的温情在里面。我不太喜欢太时尚的东西,我更喜欢时间过去后成为经典的东西,太新的东西对我来说有一些莫名的压力。我接收起来不是太顺利,心里会或多或少的排斥。

我的家乡在河南安阳,京广线上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市,历史上却是著名的古都,除了3000年前的商朝,还有南北朝时的北齐和东魏在这一带建都。可能是进水楼台先得月吧,受家乡很多朋友的影响,我陆陆续续也收藏了家乡的很多“特产”,画室书架上摆设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其实透过这些文物,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很经典的审美,这是我们文化里很厚重的存在,你只能通过这些实物来感知,剩下的只有想象了。

除了收藏,我也喜欢旅游,当然这和我的专业有关系,每年出门写生是我的职业需要。虽然我更多的时间是泡在画室画画,但是一有机会还是会到处走走,我喜欢看不一样的地质面貌,感受不一样的风土气候,其实古人因为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只能表现地域性的山山水水,从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和艺术语言提炼上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我希望自己的创作能打破这种地域性,创造一种综合性的表达,去年我去欧洲走了几个国家,很有感触。传统的笔墨语言如何表现新的内容和形式是个新的挑战,这里面可以思考和发挥的点很多。

如果说这些“爱好”一定会对自己的艺术发展有什么影响,似乎绝对了些,有时候只是个毫无目的地调剂,但是更多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艺术上方方面面的改变,潜移默化,如影随形。

《尚觀》:好的,感谢刘老师,已经聊了好久,今天通过您的讲述,相信很多读者又会进一步了解到您更多的生活和艺术状态,今天就不打扰您了,下次等您创作一批新作品时,《尚觀》再来拜访,感谢您的支持!

刘:别客气,有时候和朋友聊天也会帮我自己梳理下思路的,今天谈的很深入,也很愉快,感谢你们杂志的关注,《尚觀》肯定会越做越好,下次我们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