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状态

多年来我在绘画中陆续尝试了不同的题材，期间愈来愈清晰的创作意图是我对画面构成的追求，它是画面的总体结构，是我对艺术的主张。这一点在我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有或明或隐的反应。

《高原精灵——伽蓝下的舞者》系列作品是重气局、选取大块构造的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肯定了我最初朦胧的意识，也启发了我的探索和格局。所以不论面对何种题材，或是多复杂的造型要素，我不间断的关注点仍是画面有机综合的大块构造，包括传统强调的章法、布局，也包括更具现代意识的色彩的比例和分布，它是画面的灵魂。以 “高原精灵”系列作品为例，由于考虑到藏戏是一种西藏地区节日期间祈福祭神的舞蹈，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特殊的地域性，所以作品选取了极具藏区特色的建筑作为分割画面、连接人物的构成要素，头戴面具、身着华服的人们载歌载舞，根据建筑物的块面关系将人物疏密有致的穿插其间，这就在构成关系上形成了一定的节奏感和块面感。另外，憨态可掬的人物造型也使画作在神秘的宗教色彩之外增加了趣味和拙朴之感。这一系列作品力图将地方特色文化赋予更多的现代气息，不仅在视觉感受上让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使传统文化精髓在现代文明中依然绽放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绘画作为艺术家关照外界和表达自身感受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涵概了诸多的美学命题,诸如内容与形式,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与转化等等,这些问题无不困扰着每一位致力于绘画形式语言探索的艺术家.具体反映到画面上,显示出艺术家对外界独到的理性认知和情绪化的感性表达,而这一切的最终实现不仅包括艺术家塑造物象时运用具象或是象征的手法问题，也包含画家对绘画材料属性的理解与表现。当画家在面对自然物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三个不同层面的视觉图像，一是自然界中真实的物象，二是融合了画家自身感受的心象，三是画面最后呈现的视觉效果。这三者的相继出现，是感性和理性相互碰撞的过程,并最终体现为视觉感受物化的结果.而如何将这些图像进行归纳与演绎，物化的结果将以何种面貌出现无疑成为一个画家需要研究与探索的终身课题,它迫使画家面临一种个人的选择和技术的考验，这也意味着如何将物理上真实的物象进行个人图式和审美情趣的转换成为画家所必须关注的绘画性探索之一。正是由于诸多不同的转换形式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众多优秀美术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审美面貌。于我而言，运用自己的形式语言将物象进行理性的分解，运用独特的审美眼光重组素材中可提取的因素，正如我异常迷恋二维空间的平面形式美感，并且乐于捕捉具有几何形态的、块面构成的趣味性画面。

我的绘画并不抽象，但我试图使画面中隐含某种抽象的构成因素，以达到和谐的状态，这其中涉及到物象形态和色彩等诸多复杂的构成要素，因为各要素在组合后会给人带来心理和视觉感受的差异。好比书法讲究结体，讲究单字笔画间的俯仰开合，点画的高低、伸展、以及利用空白达到组合间的平衡使得每一个字都蕴含无限的审美可能。受此影响，我以结构的观念对待造型，各种元素自身的造型和整体局势的造型之间要互相倚重，达到平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式美感，作品《遇见▪花曲01 》是重形式美的代表，画面左起至右结束每一个形象都有指向性，会将观者的目光由一个形态引向下一个形态。这种引领观者观画的秩序性是我在这张作品中着重表现的一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秩序性涉及画面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我觉得整个宇宙或者说自然态有他本身的秩序美感，这种美像是叙事诗或是音乐，说他是诗，因为他注重起承转合，画面的每一个形态都有这种暗示。树木掩映下的变色龙是源起，桃枝和螳螂是承接，山石和水鸟是转折，也是画面的高潮部分，最后以人的形象做“合“，因为人是自然界中最具灵性的物，其他所有物的形态美或者灵性都在人的形体语言中折射出来。人和其他所有形象也像是这个自然界中一个个跳跃的音符，互不干扰，各施其职，又相互影响相互观照，他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相对圆融的状态，不多不少。总体说，这张画像一首叙事诗，又以横幅手卷的形式展现，但是内容并不传统，这也是为什么这幅画会让人觉得既传统又现代的原因了。现阶段，我对待画面的结构有受塞尚、弗洛伊德、马蒂斯、席勒等人在处理画面时的影响较多，更多的来自于理性设计，是一种有意识的刻意为之，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画面构成的表述是清晰的，直白而简洁，然而也缺少些许感性和情绪的含蓄表达。我理想的绘画也许是在看似自由、随性的涂抹中呈现出匠心独运的构思，这不仅需要思考和深入的理解，更需要具有对待事物的独特的感觉和敏锐性。

艺术总有解不完的“题”赋予艺术家，艺术家也乐于在解“题”中成就自身，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许“结构的状态”将是伴随我一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