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的理论家朋友曾对我说：“艺评家宜冷不宜热，一旦情绪化就很难站在客观的角度对作品作出评论。”我不是艺评家，只是个从事几十年编辑工作的出版人，有一种对好的东西——无论是文是画特别敏感的职业习惯，所以当我面对孙承民的几十幅古典写意人物画新作时，很难平静。他的这些充满激情之作，的确使我很难像艺评家那样将自己控制在一个冷静的位置上。
我不熟悉孙承民曾经走过的艺术历程，但我可以断定，与他艺术相伴的是他的苦学、苦思与苦干；我不了解在他的艺术求索中，是如何含英咀华、自成家法的，但他作品中那种意境的清新与悠然，那种人物的生动与情趣，那种用笔的疏朗与洒脱，那种运墨的氤氲和淋漓，分明有梁楷简笔的古意，任伯年造型的灵动，黄宾虹笔墨之苍润，赵之谦花鸟之圆厚；细察之，似乎谁也不似，画为心迹，笔随意转，他启开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写意人物画在水墨表现上存在着种种可能，都和现实生活与自然的生命感相关。
他是一位襟怀旷达、激情四溢的画家。他总是站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高度，从艺术走向文化，从追求走向责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用他手中的画笔通过人物的写意，写出古人的宁静与和谐，写出今人的艰辛与快乐。他的作品不独挺拔其质、高旷其境，而且激昂排荡、线面交响，透示出画家豪放诚挚、清奇逸宕的内在质素。
他是一位借古开今、巧夺天工的画家。在他看来，中国画的传统当然包括笔墨技巧，更重要的是古今画家对于艺术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理解和把握，至于现代化，无非是这种传统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体现在他的创作中，这就是重笔墨情趣——笔墨的表现性，重气韵生动——具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律动，重意境创造——情景交融的象外之象。他作画简括、果断、泼辣、准确、灵动，可谓大刀阔斧，一挥而就，有粗有细，有放有收，不仅笔墨酣畅淋漓，而且大气流贯、磅礴撼人，形、神、意、趣四者皆备，体现了画家的秉赋与个性气质。
统而观之，孙承民的人物画的笔锋所向，不止于这一类以回归古典美学境界为旨趣的古典诗意人物题材，还有一类是表现少数民族现实生存状态的主题性创作，人物是绝对的主体。这两类题材在孙承民笔下不仅仅是表现内容的差别，而在表现手法上也判若两人。前者偏向于写意，轻松自如，古意悠然，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崇简净而薄繁琐;后者偏向于写实，造型严谨，笔墨浑厚，强调直观切入的沉重感，接受西方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在生活的真实基础上创造艺术的真实。这两类迥然不同的题材，共同构成了孙承民中国画艺术的总体风格与创作特色，也显示出画家超众的才华与独特创造的非同凡响。
有论者评历代大家，有的以才气胜，如徐渭、任伯年、傅抱石、黄胄等，才华横溢，天赋灵性，作品神采飞动，生机盎然;有的以功力胜，如陈洪绶、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功力深厚，修养全面，作品拙厚沉稳、平中见奇。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并非是说以才气胜者就少有功力，以功力胜者就缺乏才气，而是指他们在整体格调上的差异。若以此论观孙承民的两类作品，我以为他的取材于古典诗情的写意人物，才横而笔豪，笔简而神随，极富画家主观意趣、情致、韵味、心态，清远的想象多于实近的描绘，才气、骨气、神气、逸气尽在其中;而在那些表现少数民族生活性主题的作品中，凭借的是写实功力，是笔墨的塑型能力，集中于形象的细致刻画与人物的组构，实的描绘多于虚的想象，笔力、腕力、功力、学力跃然纸上。两类题材、两种风格，都自成体系，都是画家的感觉和心灵浸润了的天地，都能看到他在纤尘无染的心境里执著耕耘的奋发与劳顿。
以固守传统文化精神为前提，孙承民坚持以诗、书、画、印的综合整一性去结构画面，应该是他的古典人物画最显著的特点。如《风轻溪暖情无间》、《物美富诗得益彰》、《茗香雅客看闲云》、《心载天地万物情》、《书林独步闻诗香》、《俱怀逸兴壮思飞》、《暗香浮动春色近》、《神闲禅心静》等，这些自撰的画题，是诗意也是画意，不仅显露的是画家的文学功底和修养，更重要的是传统与文化精神的融合，使画中情境在素朴平淡中见出风雅，在长吟短歌中显示着书卷气与高蹈之境，其中自然隐藏着令人沉吟不已的美感取向、精神涵蕴和人生意趣。当代画坛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绘画中如此精心地推敲画题，注重题诗的寓意与书体及印章古朴的形式意味了。欣赏他的画，品读他的画题，诗书画印相映生辉，意蕴深广，仿佛是一首又一首天外飘来的华采诗章。
从笔墨语言上看，孙承民推崇以书入画、书法用笔，以达到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与流动飘逸之韵致。他落笔生辣潇洒、灵活流畅、刚柔并用，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常在以线为骨的粗细、浓淡、曲直、疏密、燥润、虚实的变化中体现出一种智慧，使线的美感具有多样化与丰富性。他的用笔不是对表现对象的客观描摹，而是激情澎湃地在动态中把握对象，笔法极简，用线粗放、空灵，既不是对形的放弃，也不是笔墨的分离，而是着意于人物表情的传神与手势的微妙的生动刻画。他把山水融入他的人物画，他把花鸟引进他的作品中，将古代文人墨客置身于山川流水的大自然中谈天说地，把高士才女隐显于松风竹韵蕉阴之中吟咏诗性，让人物、花鸟、山水情景相叠、虚实互补、线面交织、彩墨映衬，使其所作在辽阔无垠之大美中崇尚自然，独标远致。画中清逸淡远之风与高洁自许之格融于一体，把被世俗所异化了的自我加以净化，追寻的是现代都市中的乡情、喧嚣中的安详、繁华中的淡泊，走的是皈依内心之路。一切物象在他那里都转换为心象，成为对内心的体悟与对本性的叩求。因此，他的古典写意人物作品及笔墨方式偏于“意”的强调，重于“写”的放达，与传统文化、古老哲学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他把对儒家的中和、道家的无为、佛家的彻悟等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一一注入他的作品中，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彰显和解读着传统文化的丰腴与含蓄。
作为当代画家的孙承民，面临的挑战仍然是怎样面向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课题，仍然是笔墨与造型之间的距离问题，即中国写意人物画能否在严格“形”的约束中体现出笔墨自身的价值？换句话说，中国写意人物画能否在笔墨的最高形态上实现造型的最高要求？我们已经看到诸多前辈和同代艺术家在这一领域所付出的心血，我们也从孙承民另一类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写实主义作品的创作中看到了他的这种选择。
围绕这一课题，孙承民从北国来到北京，在中国国家画院研修了整整三年。这一期间，除了对中国人物画的历史现状作了系统的梳理之外，他又重新扬起了现实主义的风帆，试图在当代生活中寻觅与笔墨契合的切入点。2007年4月，他来到了四川大凉山访问写生，他发现了一片好像从来就属于自己的领地——彝族同胞和他们的生活情状使他深心触动，感到一种由衷的欣喜。他画了一批洋溢着灵感的写生，归来后开始了他的彝族系列的创作。一如他的性格豪爽痛快，他一鼓作气创作了《四月阳光》、《诚信人温暖》、《岁月如歌》、《故园百代亲》、《生息》、《凉山人家》、《生活乐章》、《春色》、《家园》等作品，都是大场面人物众多的大制作。画家的兴致未衰，好像不是孙承民捕捉了他们，到是他们抓住了孙承民。画家对他们生活情景和喜怒哀乐的描述，大抵是赶集、喂养、织绣、出嫁、放牧、幽会等平凡的生活主题，画家着力表现的是质朴、纯真、快乐和勤勉的彝族人民，用的是水墨现实的表现方法。他喜爱那些朴实、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他不想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什么哲理、思想，他的画很平实，画中的人物就像生活中的原型，朴素、平易、自然、亲切。水墨写实人物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把造型的写实和笔墨趣味结合起来，因为写实的造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笔墨的表现。显然，对西方造型方式的理解和笔墨传统的深厚功力帮助了他，使他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水墨语言的“修辞”方式——以丰富的线型变化和丰富的泼墨、皴擦相间的线面结合描写，体现着一种无以替代的精神气象和现代特征。孙承民把西画的素描造型理念不露痕迹地融入传统绘画的笔情墨趣中，墨中见笔，笔中显墨，充分强调了写意人物画的表现性，将自己的气质与秉赋在塑造的形象中显露出来，显示了鲜活的当代性。
看了孙承民的大量画作，我不仅惊叹于他的现代人物与古代人物的兼善，也时时能体会其追求“绘画性”时的独到用心，这特别体现在他对画面经营的一气呵成和对水墨人物画表现性语言的追寻。或许，正是时时不忘来自于传统的警砺，同时又总是付诸发乎内心的情愫，画家的艺术功底才获得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仿佛艺术道路的前方总有新的曙光和视野，使画家对此充满自信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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